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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来带了公元前 317 年，这一年里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：苏秦死了

苏秦之死在资治通鉴里只有短短的几句话：齐大夫与苏秦争宠，使人刺秦，杀之——原文如此，一字不改，照搬不解释

但是在史记里，却提供了很多细节：苏秦在燕国和太后私通，而燕王并未追究，但是苏秦自己做贼心虚，于是逃到齐国，做了齐王的客卿。大概苏秦在齐国比较得宠吧，所以引得很多大夫嫉妒，也算是醋海生波，就找来刺客行刺苏秦。这个刺客可能也是临时工，下手太仓促，只是刺伤了苏秦，并没有当场致命，但是看来应该也是重伤，马上要死。齐王抓不到刺客，于是苏秦临死留下一条计策给自己报仇：让齐王以叛国内奸的罪名把苏秦当街车裂，这样就能抓到凶手。齐王照方抓药，果然抓住了凶手

反正我是觉得这个故事有点奇怪，苏秦受伤到死到底苟延残喘了多久，齐王总不会是找了俩小时就说找不到凶手吧，肯定起码是以天来计算的时间。既然找了这么久，那么齐王找凶手的态度应该也很明显，是要表彰还是追责，别人难道看不出来？怎么苏秦死后凶手会冒出来？除非苏秦死后齐王说当初找凶手是做戏给苏秦看，现在苏秦死了，找凶手是为了表彰，等到真找到了又把凶手干掉——真如果这么出尔反尔，以后齐王再说什么奖惩之类，还有信用吗

这并不是我在过度引申，因为在古代中国，刑侦是和军事相连的，军事也是一种刑罚，大刑用甲兵，所以既然兵不厌诈，那么为了破案，各种诡计用用也无妨，甚至古代中国的那些神探故事里，各种现在我们看来是非正当手段取得证据的做法，都是被当成正面典型来宣传的。而同时，政治和外交都和军事相关，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就是通过政治和外交的手段达到军事目的——这就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理论里很吊诡的一件事：政治军事外交司法区分的并不清楚，而且都和君主的道德混为一谈混在一起，但是这些东西本来并不应该有一样的标准

做人要孝悌忠信仁义礼智，政治和外交却充满了各种手段，军事更是兵不厌诈，所以司法也包含诡诈。君主的美德更像是作秀，就像君主论里面说的，君主不需要真的具有那些美德，而是只要看起来有就行了——这就是所谓的王霸杂糅，还是那句话，如果我能坚持写下去，会写到王霸杂糅的——所以秦穆公的马被吃了，难道秦穆公真的不在乎？魏文侯冒雨赴约，难道真的想去？美德本来就是违反人性的，因为我们把人的本能定义为恶，这是古今中外的共识，西方的所谓七宗罪，都是顺着人的本性的事

平民的美德尚且如此，君主由于地位财富权势的加持，就表现的更加突出。儒家对君主的要求比对庶民更高更严格，所谓礼不下庶人，儒家并不会要求平民必须遵守礼仪，而是只对贵族提出约束，希望贵族的表率作用带动平民遵守规范，从而达到提升全社会道德水准的目的，火车跑的快，全凭车头带。但是这个理想实在是过于美好，因此实际上并不可能

我看这种理论唯一的好处就是，当世风日下的时候，大家有个发泄的对象：都是皇帝带头没带好。真的如此吗？乾隆皇帝好大喜功，于是社会奢靡浪费，但是康熙皇帝研究科技的时候呢？怎么没人逢迎？说好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呢？说好的楚王好细腰宫女多饿死呢？皇帝好色，有人送美女，皇帝好炼丹，有人写青词，现在皇帝喜欢数理化，怎么都不跟风送显微镜学机械制造呢？是不是可以说清朝比明朝官场更干净，没有严嵩这种佞幸？太祖毛皇帝说马寅初的人口论不对，固然断送了老校长的学术生涯，但是没让人去马老床头贴大字报吧？都说自己是受了上面的蛊惑，我看就是想找个替罪羊，不敢面对自己内心的阴暗——儒家希望君主能通过自我提升来实现全社会的提升，实在是一厢情愿

苏秦和张仪毕生都在玩弄各种外交的手段，所以苏秦临死用一条诡计侦破了一件刑事案件，给自己报仇，其实也挺理所当然的，毕竟，在民间朴素的道德观念里，为了做一件对的事，可以不择手段，只要结果正确，程序是不是正确并不重要

前不久看到一条新闻，有个女孩遭遇网络诈骗，损失了一笔钱，于是她假装和骗子恋爱，让骗子对她动了真情，居然来和她面基，结果被警察抓获——怎么说呢，一个骗钱，一个骗感情，反正网民的评论一致叫好，大概这就是民间朴素的道德判断，对这种原始时代流传下来的同态复仇还是很认可的，当采用同态复仇的时候，也就是相当于认同之前的侵害行为，在方式上是正当的，只是目标不同。但是目标毕竟不等于结果，大部分时候是单凭一张嘴，无法验证，所以如果根据目标来判断正当性，那就等于无法判断——不过不重要，反正都是骗，就像过去的某句口号，对敌人就要冷酷无情。毕竟这是道德评判，谈道德的时候就不必考虑是不是合法，谈法律的时候也不必考虑是不是缺德